2018年6月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共同主办的“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与前沿暨《政治学研究》2018年华东地区中青年作者座谈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主办单位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的30余位学者参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研究》主编房宁研究员、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教授，《政治学研究》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王炳权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苏长和教授出席了会议。会议就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与学术共同体建设、比较政治的理论与方法、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学术规范与办刊思想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一、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与学术共同体建设

如何评价中国政治学最近40年的发展？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还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如何进行学术共同体建设？如何设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议程？这些都是与会学者关心的问题。学者们指出，目前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尚不甚理想，主要表现是中国政治学还未形成“学术共同体”，缺乏共同的方法，甚至缺乏学科的评价标准。政治学者应该主动担当，不负国家与时代赋予的使命，逐步建立政治学学科的学术标准，培育高质量的学术共同体，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做贡献。而学术共同体建设，需要解决“学统”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学统问题，才能解决中国政治学如何从“中国特色”到“世界一般”的问题。因此，中国政治学需要根据这个目标来设定新的研究议程。

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既要重视历史研究的方法，即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与经验；又要注重比较研究的方法，即从世界各国的经验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与经验。在此过程中，中国政治学研究需要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有学者主张，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在研究对象、研究过程、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呈现等方面，必须走国际化道路，但同时必须以本土化为基础，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西之争其实是假问题，因为得不到世界认可的研究就不是真正重要的研究。学术界应该批判“口号型”论文和“标签型”论文，应该以创造真知识、新知识为基本使命，无须热衷于制造热点和噱头。

关于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建构这一主题，有学者认为，自20世纪初政治学科设立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无论在哪一个阶段，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学科发展背后的国家需要和国家扶持，因此，中国的政治学注定要以国家疆域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建设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要充分兼顾中国政治学背后的国家因素、国家意图与国家逻辑。有学者还特别指出，当下中国正面临着民族伟大复兴时刻，所以，如何从政治学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发展，如何以“世界中的中国”这个问题意识来解读中国的特殊性，就变得尤为重要。

此外，还有学者主张，中国政治学可以借鉴现象学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把现象学原则和政治学关切相结合，就是政治现象学。这可以成为理解复杂政治问题的一条补充性路径，或许能够成为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二、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

比较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新兴领域。最近十多年，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成立了比较政治（学）系，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建立了比较政治研究中心。如何推动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高其研究水平，也是与会学者关心的话题。

有学者指出，认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需要理解“发展的三角”，即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国家能力、制度基础与经济政策三者的组合。而这就需要借助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此外，社会科学有两大基础性问题，一是研究政治共同体的兴衰，二是研究群体之间的合作或冲突的问题。这同样离不开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

比较政治学的特点是议题广泛。学者们结合比较政治学的若干关键议题作了深入研讨。政治态度与政治文化研究就是一个重要议题。有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讨论了中国基督徒的价值观、台湾地区公民的政治认同、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等政治态度背后的成因。政治问责或问责制问题也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有学者指出，现代民主需要在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基础上加入第三元素，即政治问责。至于如何真正实现政治问责，既关联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涉及到具体的实现条件和实现路径。政党政治也是一个大问题。有学者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执政党研究应该成为政治发展研究的重中之重，而目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涉猎较少。这一领域的研究既涉及到执政党起源的研究，又涉及到执政党与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如果能够将大样本定量分析与个案深度描述结合起来，就会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政治制度也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传统经典领域。有学者指出，过去的研究一般认为，政党体制与选举制度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而第三波民主化的特殊之处在于，很多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并没有出现极化多党制。其原因不在于“迪韦尔热定律”已经失效，而在于很多实行比例代表制的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普遍采用小选区制，并普遍设立了政党当选门槛；混合型选举制度也倾向于多数决定制主导。正是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比例代表制并没有普遍地导致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政党体制的碎片化。

经济学对比较政治研究的“入侵”，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议题。有学者指出，政治学研究借鉴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但过犹不及。政治学者要防止过度的方法导向，而更应该强调问题导向，应该重视权力与制度等政治学特有的经典问题。所以，政治学研究既要“警惕土”，即不讲学术规范和科学方法；也须“警惕洋”，即盲目追求国外的理论议题与研究方法。

三、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

国家治理是最近几年国内最热门的政治学与公共管理话题。如何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如何探索更有效的国家治理？如何理解跟国家治理密切相关的政党建设、地方治理、基层治理、群体抗争等问题呢？与会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充分研讨。

有学者认为，新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可以分为不同的几个逻辑阶段。2017年之后，我国通过控制治理权的途径，试图完成从授权逻辑向统摄逻辑的阶段转换，而这需要推进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转换职能，二是机构改革。同时，要实现国家治理模式的跨越，执政党的能力建设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关于目前国家治理的挑战，有学者认为，当前城市和农村的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强建设，弱治理”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现代治理理念的缺失。实际上，推动基层治理，既要重视治理的技术问题，更要重视治理的理念问题，即确立更先进和现代的治理理念。有关注基层治理与城市政治的学者指出，中国快速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治理案例，为政治学理论的运用和拓展提供了良好的素材。比如，可以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视角去解释中国城市化过程为何能保持稳定，可以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考察不同类型业主的抗争行为差异，可以从空间政治学的视角考察一个书店背后的集体行动问题，等等。

那么，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中的政府行为呢？有学者结合其对上百个案例的调查研究，总结出了全国范围内政府绩效考核评估的8种主要模式，包括纪委主管、人事部门主管、组织部门主管、本级政府直接管理、专门设立绩效考核办、审计部门主管、编制委员会主管、财政部门主管，而所有这8种绩效考核模式都挣扎在政治性控制和体制行政效率的张力之间。还有学者专门研究了群体性抗争事件中警察与抗争者之间的互动，提出警察与抗争者互相放出风声，其实是一种不确定情境下的信息沟通机制，是一种半公开表达诉求、互相试探底牌的博弈行为。

此外，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国家治理的问题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讨论。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应缺席人工智能的讨论，而只有避免大公司主导、强化政府回应能力以及对个体公民进行充分的数据赋权，才能克服人工智能对国家治理的负面影响，发挥其最大的积极作用。

四、学术规范与办刊思想

此次会议的重要任务还包括为《政治学研究》杂志的发展建言献策。房宁主编指出，《政治学研究》不应该被视为某个单位的杂志，而应该定位为中国政治学界的杂志、中国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杂志，希望未来能够越来越多地呈现政治学界的最好的研究成果。至于《政治学研究》对学术论文的要求，他强调了“三真”原则，即一篇论文应该研究真问题、做出真研究、形成真成果。

编辑部同志介绍了《政治学研究》的审稿机制、论文的具体要求以及匿名审稿的流程等方面情况，强调一个学术期刊的成功既依赖于编辑部形成一套有效的流程机制，又有赖于国内政治学界涌现出一流的学术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对《政治学研究》杂志的支持。所以，学术期刊和学术共同体应该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实行匿名审稿制度是提升学术刊物质量的关键，因为匿名审稿制度能够提供相对客观的研究评价、促进研究水平的提高及形成有效的知识积累。同时，如果匿名审稿制度运行不当，审稿过程有可能沦为对事实的肯定或否定、情绪上的赞同或反对、对知识权威人物的服从等，就不能发挥匿名审稿制度的应有效果。从根本上说，匿名审稿制度的良性运行，还有赖于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有学者提出，中国主流的政治学学术期刊应该多刊发比较政治学类的学术论文。在国际主流政治学学术期刊中，比较政治学论文占有最高比重。相比而言，比较政治学论文在中国主流政治学学术期刊中比例还非常低，未来可以大幅度提高这类论文的比例。

与会学者们认为，今日中国需要政治学做出重要贡献。政治学的发展，既有着很强的学术价值，又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政治学研究》编辑部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主办此次会议，就是为了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与繁荣。

作者：包刚升、李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市，200433）